清华教授阎学通：“我现在特别不同意搞什么爱国主义教育，这爱国不爱国不是教育出来的，岳飞他妈妈在他背后刻了四个字，他就能打仗了？如果他妈妈不刻字的话他就不往死里打了吗？这跟刻字有什么关系？”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，感谢您的支持! 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“精忠报国”四字的故事，被传颂千年，成为爱国主义的经典符号。但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对此提出尖锐质疑：一个人是否爱国，真的能靠“刻字”这样的形式化教育塑造吗？ 这场争论看似围绕历史细节，实则触及一个更本质的问题——爱国，究竟是被“刻”出来的，还是从心里“长”出来的？ 阎学通的核心观点在于，爱国行为的内核是“自主选择”。岳飞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，并非因为母亲在他背上刻了字，而是他面对金兵入侵时主动选择的担当。 倘若爱国仅靠外在符号驱动，那么历史上应当有无数个“岳飞”——毕竟，刻字易，而舍生取义难。这种观点直指当代爱国教育的困境：我们是否过于依赖口号、标语、仪式等“刻字式”教育，却忽略了培养真正的责任认同？ 形式化教育的局限性在现实中确有印证。苏联曾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爱国主义宣传机器，少先队员的红色领巾、遍布全国的英雄雕像、教科书里整齐划一的爱国叙事……但这些符号未能阻止1991年那个寒冷的冬夜，千万党员沉默地看着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。 当爱国被简化为“正确动作的表演”（如强制参加升旗仪式）或“标准答案的复述”（如考试中的爱国填空题），它反而可能异化为一种“道德疲劳”。阎学通所警惕的，正是这种“空心化”的爱国——背得出所有口号，却说不清为何而爱。 但完全否定爱国教育，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在《想象的共同体》中指出，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一种“文化建构”。若没有教育传递共同的历史记忆、语言和价值观，个体对“国家”的认知只会是一片荒原。 1937年南京沦陷时，拉贝等国际友人能冒险建立安全区，是因为他们通过教育理解了“人道”的普世性；而部分日本士兵之所以参与暴行，恰因其军国主义教育将中国“去人性化”。 教育的作用不是“创造”情感，而是提供理解的工具——就像岳母的刻刀无法直接让岳飞爱国，但那些字背后的家训、史书里的故事、战场上的同袍，共同构成了他行动的“意义之网”。 更值得深思的是，符号与内涵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犹太人流散两千年仍能复国，靠的不仅是《圣经》里的“应许之地”符号，更是每个安息日家庭中复述出埃及记的传承；新加坡建国初期强制推行英语教育，却在教材中埋下“多元种族共生”的叙事，使“新加坡人”的身份从虚无中生根。 这场争论最触动我的，是它揭示了所有价值观教育的两难：完全依赖外部灌输，可能培养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；彻底放任自主生长，又难免滑向虚无。爱国如此，道德、信仰、文化认同莫不如是。 我们常陷入一种二元想象：要么是整齐划一的“刻字教育”，要么是绝对自由的“野蛮生长”。但人类文明的经验告诉我们，真正持久的情感，总是在“传递”与“内化”的张力中孕育。 岳飞的故事之所以不朽，恰恰因为它超越了“刻字”的表层叙事。那个跪在母亲面前的少年，背上承载的不仅是刀尖划出的誓言，更是整个宋代士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精神气候。岳母的刻刀、私塾先生讲授的《左传》、北方逃难者口中的金兵暴行，这些碎片共同构成了岳飞的选择背景。 当代爱国教育缺的或许正是这种“生态性”——当课堂上的爱国被简化为知识点，而社会中的爱国被矮化为网络骂战时，那些真正重要的联结就断裂了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我们是否敢于让爱国成为一种“危险的情感”。它本应包含对土地与同胞的深切关怀，因而也必然包含对不公的愤怒、对落后的焦虑、对改进的渴望。 但在某些语境下，爱国被驯化为一种“安全”的、仅供展示的温顺情绪。阎学通对形式化的批判，或许正是想释放这种情感的原始力量：真正的爱国者，该有勇气像鲁迅那样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，也该有胸怀像顾准那样“拆下肋骨当火把”，照亮民族前路的崎岖。 教育的终极使命，从来不是生产统一规格的“爱国产品”，而是培养能独立回答“何谓祖国”“何以报国”的思考者。